民法典第一百六十四条“代理人不当行为的法律后果”理解与适用

滥用之代理人不履行职责——《民法典》第164条第1款的解释与适用

原创 依然很丧的11

我国民法代理制度体系

代理制度,从广义上来讲,不仅包括民法上的代理制度,还包括特别法和程序法上的代理制度。民事基本法中的代理制度,核心功能在于私法自治之扩张和私法自治之补充。

民事基本法关于代理的规则集中于《民法典》第7章,特殊规则还散见于《民法典》中关于监护人的代理职责(第34条)、失踪人财产代管人(第42条)、职务代理(第170条)、家事代理权(第1060条)、遗产管理人(第1145条)的规则;《票据法》中关于代理人无权签章或越权代理(第5条)的规则;《证券法》中关于证券公司代理进行集中交易的规则(第105、106、108条);《企业破产法》中关于破产管理人、清算人代理行为的规则(第20条)。


 

所谓私法自治之扩张,即意定代理,意味着私法自治领域无需事事亲力亲为,可由他人代为作出法律行为、处分法律关系,从而促进交易之便利、扩展交易之空间。由于我国采民商合一主义,民法中的代理也包括商事代理(《民法典》第170条职务代理,经理权、代办权),故意定代理的权力来源为个别的授权或职务关系。特别法上往往会设置与民事基本法有所不同的特别规则。例如,《票据法》第5条规定的票据代理权与民事基本法不同之处在于,票据代理须为直接代理,且当票据代理人无权代理或越权代理时,法律行为的效力不可经被代理人追认而生效。又如,《证券法》第108条规定,证券公司间接代理其客户进行集中交易。

所谓私法自治之补充,即法定代理,意味着当被代理人不具有完全行为能力时,由法律为其设立代理人,法定代理人代为实施或辅助实施法律行为,使得无行为能力或限制行为能力的被代理人亦能参与民事生活、变动民事法律关系。法定代理在《民法典》中的体现有监护人的法定代理权(第34条)、失踪人的财产代管人(第42条)、家事代理权(第1060条)、遗产管理人(第1145条)。法定代理在商事法中的体现包括清算人、破产管理人(《企业破产法》第20条)。


 

代理人滥用代理权

当我们谈论代理人对被代理人的责任时,首先应当明确我们探讨的被代理人和代理人的内部关系。代理人承担责任的法律原理在于,被代理人出于信任、托付(entrust)授予代理权,代理人可以凭借一己之意为被代理人设立或者变动法律上的权利义务(法定代理则是法律模拟托付)。代理人的责任主要规定于《民法典》第164条中。而如何确定法条中所说的“代理人的职责”的内涵和边界?则要看双方在基础关系中已经明确的代理人的义务。

代理权滥用属于有权代理的范畴,是指代理人未超越代理权限而违反代理人利益,具体包括4类:《民法典》第164条第1款职责违反、第2款恶意串通(代理人和相对人连带)、第168条第1款自己代理、第2款双方代理。若采代理权和基础关系无因性理论,代理权滥用和违反基础关系的构成要件则可以分开讨论。此外,二者解决的问题也不同。代理人的职责源于基础关系,因此是否违反基础关系的判断产生的法律效果在于代理人是否对被代理人构成违约或侵权责任,而是否构成代理权滥用的法律效果在于判断代理行为是否有效。


 

代理人违反职责所产生的代理行为效果如何?回答这一问题,法律需要在更偏向于保护被代理人还是相对人的利益之间作出选择。相对人的信赖利益是否值得被保护,依照相对人主观善意的不同,法律应当作出不同的偏向,故此问题应一分为二地进行讨论。代理人违反职责本身不影响代理行为的效力,仅产生违反基础关系的责任。若相对人善意,则适用代理权独立性原理,偏向于保护善意相对人的信赖。若代理人违反职责,且相对人非善意。此时应偏向保护被代理人,即应突破代理权的独立性,使得代理权受违反基础关系的影响,故产生无权代理的法律效果。“从体系解释和目的解释的角度,《民法总则》第 164 条第 1 款应解决相对人非善意时的法律问题。但该条款未在文义上限定为相对人非善意的情形,其规范对象未能排除相对人善意的情形,出现了隐藏的法律漏洞。为填补该漏洞,应通过目的性限缩方法,在规范构成上将该条款限定在相对人非善意的情形”(胡东海,2019)。因此,《民法典》第164条第1款职责违反型代理权滥用应至少包括2个构成要件,即代理人违反职责且相对人非善意,相应的代理人应承担违反基础关系义务的违约或侵权责任+适用无权代理相关规则。值得注意的是,根据《民法典》第164条,代理权滥用的构成似乎还包含“损害”这一要件。然而,正如上文所述,是否构成代理权滥用的法律效果在于判断代理行为是否有效,即由于代理人滥用代理权的行为造成的被代理人和相对人之间的利益冲突,法律应更倾向于保护谁的问题。此时以相对人主观善恶为标准考虑相对人的信赖利益是否值得被保护即可,无需考虑被代理人是否遭受“损害”。故应当对第164条做目的性限缩解释,不以“损害”为构成要件。同理,代理人是否有“过错”也不需要成为构成要件之一。在代理人违反职责时,代理权滥用所要解决的不是代理人主观有无过失的问题,而是在被代理人与相对人之间存在利益冲突的背景下,相对人是否值得保护的问题。


 

其中关于第二个构成要件,“相对人非善意”这一主观要件是否应采“明知或应知”标准?“应知”是指相对人负有积极调查的注意义务,即“过失而不知”,那么应采“一般过失”还是“重大过失”标准?如果包括“应知”,则相对人不仅需要考察代理人是否有代理权,还应考察代理人是否履行职责,这违背了代理权独立性原理。司法实践中创造了以“显见性”替代“应知”作为判断标准的做法(参见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2) 穗中法民五终字第 3270 号民事判决书;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2016) 京 02 民终 7858 号民事判决书)。

代理人违反职责的法律效果

正如上文所述,此时产生2个法律效果。首先是适用《民法典》第171条第4款关于无权代理的处理规则。即“在相对人知道或应当知道行为人无代理权时,代理人和恶意相对人按照各自过错承担责任”。其次,由于代理人违反了基础关系,故应承担违约(意定)或侵权(法定)损害赔偿,此时是否以“过错”为要件应具体判断。例如,在委托合同中,受托人的责任,法律依据为《民法典》924条,根据委托是否有偿来区分责任成立的过错要件为一般过错还是严重过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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